元老院原本有一种想法是将“银储券”作为工业品购买券，要购买元老院生产的商品必需使用新货币，但是财经口的人认为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因为元老院生产的工业品，从覆盖人群和使用范围来说依然不够大。
财经口的意见是元老院必需掌握广州的“米”、“盐”、“布”这三件居民基本消费品的渠道，确保新币能随时购买到这三样必需品。
只要纸币能够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是否能够兑换成银元就不再关键。否则就算能确保市面上每一元银储券在银行里都有一个银元作为储备也无济于事。
当初人民币能够在混乱的货币市场上站稳脚跟，除了靠行政力量强制银元退场，关键是政府能够控制“两白一黑”（米、棉纱和煤）的供应渠道，从而维持住纸币的基本信用。
财经省面临的情况和1949年不同，但是废两改元，银钞通兑依旧是一件对金融市场来说天翻地覆的大事，要保证新货币能够被接收，流通，再多的金融理论都抵不过最基本的原则：要让钱“值钱”。
金银并不天然“值钱”，在金银泛滥商品稀缺的地方，它们同样遭到巨大的贬值。在17世纪的中国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满清。
满清靠着多次入关掳掠，获得了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说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但是巨额的金银财宝倾泻在这一小片寒冷贫瘠的土地上，带来的只有恶性的通货膨胀。大明对其实行贸易禁运的结果是满清只能和同样贫瘠且心怀敌意的朝鲜进行几乎强制性的贸易，从山西商人那里获得的商品更是杯水车薪。
派往盛京进行贸易的黄骅原来写来的报告里充满了“百物腾贵”，“商品稀缺”的字眼，中下层官员生活困难，甚至有官员因为被迫出卖御赐之物获罪的事情发生。满清不断的要求元老院运来粮食，开价甚至高达每石四十两银子。
“所以准备多少银币并不是关键问题。虽然我们的新货币已经不再是米本位了，但是货币的价值依然需要这些基本商品来背书。”陈策阐述完新货币发行计划之后加上了这句结束语。
刘翔说：“我不是置疑财政省的政策。但是……但是，老百姓对纸币可是一点好感都没有。我们现在拿出纸币发工资、买东西，恐怕，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市场接受度不高，总不能搞强迫贸易吧，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陈策说：“这个自然，不然财政省何必再给你加拨二十万元的银币？就是为了减少流通阻力嘛。”
刘翔心道这明明是在广州缴获的战利品！企划院把一府两县广东布政司的官库都翻了个底朝天，弄到了二十几万两库银上交国库，现在拨给广州二十万元不天经地义么？就算有杂色损耗的问题，你们还漂没了不少！
但是在如何处置战利品上他并无发言权，只好做出诚恳的感谢状：“要你们多支持啊。我这里的抄家银子断然不会少，只求财经省要多多考虑我们作为新货币试验区的特殊性。”
陈策说：“你放心就是。新币制不仅仅是广州的事，更是关系到整个元老院大业的事。”
既然财经省已经定下了基调，那么他刘翔只有“坚决执行”。今天晚上的会议实际就是按照财经省的发行计划布置工作。
郑尚洁说：“我有个问题。如果新货币还是要靠米来背书，岂不是我们还得规定一块银元能买多少米吗？”郑尚洁迟疑道，“等于是变相的米本位。”
“不，郑局长，你的概念不是米本位，而是限价政策。”陈策说，“市场上米、盐、布的价格由市场去决定，在一定幅度内上涨或者下跌都是允许。我们要做得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物价，维持物价的稳定。”
郑尚洁忽然意识这件事的工作量有多大，她惊呼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要控制城里的所有米店布店，还是准备大规模开国营商店？”
“不，没这么夸张。”张易坤说，“我们只要控制住批发渠道就行了。”
林佰光点头：“不错，广州的生活必需品其实都仰仗外地供给，控制住外来批发渠道也就等于控制住了市场。”
陈策问道：“这事好办吗？”
林佰光微微一笑，说：“凡是要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事情都不好办。好处是我们是新生政权又是外来户，没有千丝万缕的利益羁绊。”
林佰光口中的利益集团，说得是牙行。
广州的粮食并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外来的米粮输入。但是明代的贸易并不是自由贸易。外来行商并不能在城市里自由销售运来的货物，必需通过持有牙帖的牙商来发卖。牙行原本是中介人的角色，但是官府通过颁发牙帖等于是允许他们垄断了某些行业的贸易。
由于牙行是坐地虎，又有官方授予的“独家垄断权”，自然对行商竭尽盘剥之事。牙行并无资本，也无需资本。牙商强迫行商赊账放货给牙行，再由牙行批发出卖。在运作中行商往往收不到货款或者拖欠日久。即使能够按时结款，往往也会打很大的折扣。英国人深恶痛绝在鸦片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废除的广州十三行制度实际也是一种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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